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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应服从经济规律 结构调整不能走入误区

我国经济结构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失衡问题，比如，从产业结构看，新兴产业、服务业比重不高，从需求结构看，消费需求偏弱、投资需求偏大，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失衡也偏大，等等。我国经济结构不但失衡，而且有些失衡还呈扩大趋势，扭转起来难度更大。经济结构失衡，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两个主攻方向。

但对待失衡问题，既拖不得，也急不得，要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失衡的前因后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结构调整不能走入误区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决不能单向思维、脱离国情和生产力水平实际，压制一方、扶持另一方不是实现均衡的唯一手段，高端化也不是唯一方向。

第一，不能通过人为减缓经济增长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

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曾经有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已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经济和社会失衡问题已上升到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的确需要加快社会发展，减少经济社会失衡。但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需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没有经济发展就无法解决每年1000多万新增就业人口问题，这是最大的民生，就没有办法解决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7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这是最基本的民生。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最终也还要依赖于发展。

第二，不能通过对“能快则快”发展的限制来解决区域和城乡失衡的问题。

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区位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能快则快的方针政策并不矛盾。

我们强调要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步伐，并不是要求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得等一等，相反，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能力，继续把发展文章做足，反而会给国家支持后发地区提供更加充分条件。

因此，任何一个地区，都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做到能快则快，把潜在生产能力发挥出来。

第三，不能通过单纯限制和淘汰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普遍过剩，对于这种过剩不宜无限放大，除了少数领域的产能的确需要淘汰，多数产能是需求潜力没有得到释放造成的。

国家产能结构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仍然是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追求小康社会的国家，人均GDP水平、实际城镇化率、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等，都还较低，发展质量不高、区域发展差距大。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运行质量需要提升，西部落后地区则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再比如，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发展水平比我们还要低，过剩产能亦可向国外市场输送。

因此，所谓传统产能过剩，实际上可能是需求空间还没有打开。

第四，不能通过淘汰和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正处于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农业劳动力就业量占整个就业人口比重高达30%，每年新增就业人口比新加坡全国人口的两倍还要多，特别是等待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不但规模大而且劳动技能素质低。我国就业大军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时间内都将是中国的特色优势产业。

我国产业结构需要向科技型、创新型转化，但产业发展首先还是要考虑劳动力供给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长期任务。

第五，不能通过政府治理权力的削弱和限制来解决市场配置资源力度不够的问题。

与市场调节相比，政府权力配置资源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也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国有企业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通过政策调整，努力把可能加重失衡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全面提升扶优汰劣的重构能力

经济发展容易路径依赖，经济结构亦是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调整经济结构是对原有均衡的拆分和重组，需要多措施并举，重点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施汰劣扶优，关键是培育经济结构的内生重构能力。

首先，必须坚守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赢。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30多年来，我们施展各种本领攫取和利用自然资源，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资源环境已经透支。比如农业，目前单位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给水体、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我国每年使用农药180万吨，而其中利用率不到30%，使用塑料薄膜240万吨，其中能回收的不到140万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路子坚决不能再走了，必须要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赢的发展路子。

其次，要用铁腕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所谓落后产能，就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以资源要素粗放投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产能。落后产业的产能是破坏资源环境的罪魁祸首，淘汰落后产能是保护和修复环境的根本。要划出底线，凡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比技术落后的产能，凡是对环境带来污染破坏的产能，都要以铁腕手段，不惜付出阵痛和代价实施强制性退出和淘汰。

第三，从源头上解决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消费和投资失衡非常严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只有30%多，而西方国家基本上超过70%。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不够，贫富差距太大，广大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有忧，既无力消费，也不敢消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改革，都牵涉到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起来极其艰难。但无论多么难，都不能再拖，要小步快跑，通过长期努力治好这个顽症。

第四，全面提升产业的现代技术含量。重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既要掐落后于生产力水平的低端的一头，更要扶持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端的一头，坚持汰劣扶优。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是全面提升产业技术含量。一是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更新换代；二是抓住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特别是要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信息、海洋、现代服务业等产业；三是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阵地，密切跟踪世界前沿技术和产业突破，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五，把市场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伴随生产力进步的转型升级和重构的过程，根本动力是市场竞争，沿着人类进步的需求主线，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和引领，人为干预，或许一时一事效果更好，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市场才是结构调整的根本手段。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进行纠偏，更需引入市场竞争因素。

第六，强化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调整经济结构，市场重要与发挥政府作用并不矛盾。市场注重眼前利益，政府应注重长远利益，市场注重战术性，政府应注重战略性。因此，政府应把治理结构失衡的重心转向长远规划、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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